创新战略的国家路径与企业路径

　　中国3G标准——TD-SCDMA的上马，打破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重大高技术领域商业化成功的零纪录。我们曾经在航天、杂交水稻、核子物理等科技创新领域获得过“举全国之力”的成功，但其体制色彩浓厚，欠缺在技术与商业的结合上的一套成熟体系,TD或许是一次有力的尝试。中国在国家资源与企业路径之间，如何才能找到一条可以商业化、市场化，并成功参与全球竞争的协同机制？中国的人才体系、政府财政支持等软实力的构建应该如何增强？改革开放30年建立起来存量资源——庞大的经济规模、产业配套能力，人才储备——应当如何盘活？

　　类似的追问，应该不厌其烦。

　　从工程师到企业经理人，到一个跨国公司的领导者，从您的视野来看，中国科技创新战略这几年走得怎么样，您觉得有没有一些问题，中国要建构未来的自主创新战略要解决哪些体制问题？

　　侯为贵：国家创新体系这些年也是在不断地改进，过去像“863”计划都是以高校为主，现在是以企业为主，虽然很多人有对此有看法，但我认为这种转向是对的。在科技领域做得比较成功的欧美国家，它的创新主体都是以企业为主，如果由院校派为主体，最后对生产力的推动肯定是大打折扣的。当然国家在财政制度上对科技产业的投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国家购买国外金融资产的同时，决定层应该在实业投资上多作考虑。

　　中央从世纪初就在讲“创新城市”，深圳的经验是R&D投入90%以上来自企业，这个的确颠覆了过去以院校为主体的创新模式，但是最近深圳也在反思，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R&D投入政府和企业的投入是各占50%，因为企业研发会天然地接近市场和商业化，而基础研发和创新以及人才的培养依旧要依靠国家投入，深圳在政府投入上的缺位实际上这几年已经动摇到深圳的人才环境、科技创新的软实力。您如何看政府在科技创新上承担的角色？

　　侯为贵：从高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动力来看，国家应该主要投入一些基础性的，像科学院、中科院，应该是国家全面投入。这个投入在整个自主创新投入里面比重不应太大，其他一些应用型创新技术还应该是投入的大头，这部分应该是以企业为主体，国家可以建立起基金、创投参与支持，这是合理的。但应用型创新不能以国家的资金为主，如果那样的话最后国家体制会出问题，谁来对这么一大笔钱负责？

　　美国在战斗机等军事项目上是国家对企业进行投入的，涉及到几百家企业，但这是一种国家主权PE的方式，产权是国家的，最后飞机卖到很多国家，收回的钱也仍然是国家的，这有一套完整的商业运作方式。中国还没有这套东西，我们的政府现在缺少一套组织机制和流程，没有这套商业化的体制。

　　国家的机制怎么样进一步地变革，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一个动力？国家这几年在税收政策上对软件业，以及科技人员有一些税收返还，这些政策形成一定的推动力，但目前中国包括财税在内的政策改进空间还很大。从战略上看，国家应该站的高度更高一些，哪些行业应该有更多的重点投入，国家财政如何投入科技实业？我认为中国这方面还是欠缺的。其实要做起来也不难，你就把美国这些大的科技项目是怎么做的出来的，好好深入地研究一下，具体如何与我们的国情相结合，就能够把这个事情慢慢做起来，我认为他们现在对欧美创新模式的研究还是太少、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