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跌宕的故事到侯为贵口中，都变为一掬清水——这位清瘦的66岁老人，至今依旧保持惊人的老派工程师的本色：目光温和、言语平实、内向甚至有些腼腆。常年一件普通夹克，拉链拉得很上，只露出一点衬衣领子。

　　但是，他是有锋芒的，隐藏在他的回答问题时不粉饰，不躲闪，不掂量里。

　　比如，他对当年航天系企业主流“技术主义”的批判和否认；

　　比如，他满可以逮住CDMA和TD的话题突显一下中兴几乎“精准”的预见力，但他只简单地把其归结为朴实的市场逻辑；

　　再比如，他对新洋务派主导中国对美金融资产投资的拷问，以及相形之下实业领域的被忽略，所表示的不解和微微的愤怒。

　　教师，技术员，工程师，经理人，及至一家跨国公司的掌舵者——侯为贵的三十年转型与穿越，在固守淡泊本色的同时，却摆脱了大多数老派知识分子、以及大多数早期成就的国有企业所最终难以逃脱的宿命：

　　骨子里热爱实验室，他招揽一批“学院派”学者、教师共同创业，但他的企业顺利地克服了技术派的偏执和盲从；淡漠名利，不事张扬，但是他深知产权关系是激活企业发展的要害，率领一批工程师率先走上了“去国有化”的道路，并成为改革开放第一批科技致富的受益者。

　　与此同时，他先后到过70多个国家，并把产品成功销往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推动了一个中国科技公司的全球化，产品所到之处亦见证了中国外交关系的三十年变迁……所有的这些，都足以证明，为什么我们会选择侯为贵和他创办的这家公司作为本组改革开放“南方的启示”高端系列访谈的重要一环。

　　不仅如此，中兴通讯的成长还验证了中国高科技产业参与全球竞争过程中，每前进一步所付出的艰难与博弈——我们看到中兴通讯、华为两家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崛起背后，仍显苍凉的国家背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中低端产业链上的竞争力已经步入全球最强行列，但是在金融、科技领域还处于相当低的水准。本轮“次贷危机”让我们意识到，此种“国际化“不但利润低下，也难以持久。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在绝大多数商业市场领域几乎没有一项重大的高技术创新，一方面，很多科技成果仅仅停留在实验室，没有实现“技术产品化”，更不用说“产品产业化”和成功市场化；另一方面，中国绝大多数企业难以像中兴那样持续进行数以亿计、历时数年乃至十数年没有利润的投入，无力与规模百倍于自己并具有先发优势的跨国企业进行竞争。遍览IT通信、医药、自动化等最能体现技术创新的领域，中国像中兴这样成功的高技术企业寥寥。

　　改革开放所奉行的一条国家哲学与商业逻辑——市场自由竞争必然会产生最强者——在全球化已过半程的今天正在遭受越发严峻的挑战，西方国家作为先发者的强势力量渗透在政治、经济、科技、金融等诸多领域，为作为后来者的发展中国家制造巨大的超越障碍——这样的矛盾，是技术创新路径依赖的体现，也是创新成本与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根本矛盾，是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