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为贵：当时还没有说计划要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那是后来才提的。市场经济也是要眼见为实的，实际上从理论上我们很早就知道了，但真正的亲眼所见那是那一次。比如他们对原材料的选择，怎么样能够降低成本？当时对成本这个东西考虑不是太多的，特别是航天系的企业，只要能够上天，成本不计较，我们做的集成电路广角电镀，镀金都很厚，几个微米，美国人就说，你这样是不对的，你这个钱往地下乱撒，不需要做这么厚的金同样能保证质量——这个给我印象确实比较深，人家的企业是从成本管理的角度出发，我们国内当时对成本的概念是很淡薄的。

　　1985年，您主导几家国有企业一起创办“中兴半导体”时，深圳是梁湘主导的时期代，当时还是以贸易、来料加工、搞基建为主，走私也比较兴盛，“合办企业”却是很少见。这些企业在李灏主政深圳的时候才兴起，中兴搞合办企业的时候在李灏时代之前。

　　侯为贵：对，比较早，我们建立合办企业的时候还是梁湘时代，我们都是从国营企业出来的，办企业开始肯定还是想以国营企业作为大股东，我们只是在里面做管理工作当总经理，思维方式还是有一定局限性，当时没有想自己做私营企业。但是当时现实是国有性质的西安母公司不可能出钱，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比较明确——不要让它(国企)承担太大风险，没让他们出钱，只给我提供了一个担保就行。后来我们把钱一还，它的担保就没有风险了。我们这么做同时也是想将来它(国企)不会干预太多，给我们争取多一点自由度。对国企来说，不掏钱就没有责任和损失。但董事长还是西安691厂的人。

　　既然西安母公司不出钱，那么创业的钱怎么来的？

　　侯为贵：钱是我们自己挣的。因为它(国企)给我做了一点担保，有了一点钱，就开始做了一些贸易加工，玩具、风扇、电子琴我们都做过，这个增长很快，产生的利润就变成企业的启动资金了。1985年也向国防系统内部贷过一点款，1987年就全部都还了。

　　“把市场、客户放在第一位，还是把政府作用放在第一位，这是核心问题”

　　业界都把中兴在1993年的那次“国有民营”化改革作为其日后腾飞的起点。那一年，国有企业691厂、深圳广宇工业(集团)公司与一家由侯为贵等30多名自然人组成的民营企业“维先通”实施了第一次重组，共同投资创建了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两家国有企业控股51%，民营企业“维先通”占股份49%，由“维先通”承担经营责任，在国内首创了“国有控股，授权(民营)经营”的“混合经济”模式。明确公司人、财、物的经营权全部归经营者；经营者须保证国有资产按一定比例增值。若经营不善，经营者须以所持股本和分配权益抵押补偿；若超额完成指标，则获得奖励。补偿和奖励幅度均为不足和超额部分的20%——可以说，没有这次重要的产权改革，中兴很有可能与已经消逝的国有企业“巨龙”一样，成为历史的尘埃。

　　工商资料显示，维先通股东名单上，至今仍是当年跟着侯为贵创业的33名自然人，“维先通”目前是中兴通讯(000063，SZ)的实际第一大股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