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为贵：竞争应该是一个要素，在竞争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应该说它的体制会比较好。我们在国内与“七国八制”打斗了这么多年，到国外去打斗其实还是这个招数，实际上在国内残酷竞争的这些年增强了企业的内功。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技术成本问题，国外厂商成本太高，像北电过去有段时间很红火，但最近一直在破产边缘，包括美国的朗讯与阿尔卡特合并，摩托罗拉也在急剧下降，这些企业跟日本企业的国情都不一样，但是也在不约而同地走下坡路。所以技术成本过高也是一个核心问题。

　　中国技术成本优势意味着什么？

　　侯为贵：现在的技术流程变化越来越快，他(国外厂商)体制上肯定有一些传统的东西不符合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人力成本优势在竞争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现在市场的竞争大家都困难，包括欧美国家的运营商都希望价格低，竞争就会激烈，最终用户的价格都体现在网络的总体成本上，如果成本控制不好的话，最终运营商优势还是要下降。所以这个行业竞争是多角度的，技术上要先跟得上，这个行业发展特别快，老是在革命，老是在换代，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利用中国技术成本的优势走快一点，因为这个行业每一次革命都需要重新洗牌，都要变，国外厂商变化慢，所以我们机会就多一点。

　　伟大的博弈

　　有人说，中兴通讯是精准地踩着中国电信市场的每个鼓点成长起来的：中国电信、网通的小灵通，中国联通的CDMA，最近沸反盈天的TD—SCDMA——如果仅仅把这些归结为市场，或者技术的胜利，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在每一次运营商决策、每一种电信制式的选择的背后，都包含了复杂而艰苦卓绝的斗争与搏弈，这其中包括以WCDMA、CDMA2000、WIMAX、TD-SCDMA所代表的各大跨国企业利益集团之间的竞逐，还包括大国之间在高端产业、知识产权战役当中话语权的争夺。

　　倒退20年，您如何判断移动通信市场潜在的历史机遇的？比如CDMA，当时联通会不会上CDMA是一个复杂的博弈局面，不仅是企业之间的博弈，也有国家之间的博弈，您当时如何判断CDMA一定会上的？您当时怎么计算投入产出比？

　　侯为贵：市场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战争和博弈，不管2G，还是3G。我们作为一个后进者在很多领域都是从后往前赶，以图将来我们成为主流。移动电信市场这个东西，10年前我们刚起步的时候，从全球的角度看潜力就非常大。我1999年第一次去印度，那时候印度才360万用户，现在已经2亿多了，连续五六年时间里每年都是翻一番；这个过程中国当年也经历过来了，CDMA当时中国没有一个明显的信号是一定要上，我们做CDMA最早的思路是即使中国不上，国外的市场还是很明确的，因为毕竟是美国标准，而且是当时全球两个主要标准之一，即便国内不上，国际市场上产品也养得起。

　　对CDMA我们实际上1995年就开始从芯片级自己都在做研发，那时候还没有引进高通的东西，虽然市场销售当时还不太成功，但是锻炼了一批队伍。我们也一直在观察。有一段时间，公司内部也有分歧认为战线太长了，是不是把它下掉？后来我们还是坚持以比较小的队伍延续发展，等到市场机遇爆发的时候，技术也积累得差不多了，这时候再大规模地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