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退十几年来看，当时巨龙和大唐在政府支持以及运营商资源上，都优于中兴和华为，但是后来他们却很快衰落了。“巨大中华”的发展轨迹、发展速度、规模与公司体制和治理结构有一个正相关的关系？

　　侯为贵：实际上我认为大唐和巨龙，他们坚持的是技术第一，政府第二。两家的出身一个是邮科院，一个是军工口的研究所。公司内部都是一帮老工程师、研究员，相对纯粹地是搞研究出身的，所以容易坚持技术第一，所以一开始技术走得还是比较快的；但体制上是100%政府控制，有什么事就找政府，包括通过政府渠道拿到订单，所以市场能力、市场服务都比较弱。其实巨龙做得比我们早，早期的市场份额也比较高，但是它在市场上一旦有问题就通过政府施压来解决，同时服务和售后跟不上，客户慢慢的就对它也就失去了信心。这两家都有这样的问题，其实他们有过很好的机会。

　　您认为这跟体制有关系吗？

　　侯为贵：应该有一些原因。另外的关键，是经营者的指导思想有没有转型——你究竟是把市场、客户放在第一位，还是把政府作用放在第一位，这是核心问题。

　　除了“巨大中华”，按说90年代初中国电信市场处于喷发期时，当时南方乘势而起的企业也有不少“市场导向”的，他们为什么后来也倒下了呢？

　　侯为贵：是的，当时做用户交换机有几百家企业，数量非常大，但是有的企业到后面就不行了，要不就是对市场的敏感度不够，要不就是没有在技术上持续投入，各种原因慢慢地就淘汰了。也有很多企业眼光很短，弄点钱，自己就开始买高级车，消费了。(笑)他们没有一个定力往前发展，有的也是国有背景的，比如当时的长虹通讯，开始做交换机的时候他们做的市场份额比我们还大，后来也没有得到发展，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在竞争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应该说它的体制会比较好”

　　“巨大中华”崛起前，中国电信设备市场上有“七国八制”的说法，可以说，国产厂商的出现打破了国外厂商垄断中国市场的局面，能否回顾一下当时情况？

　　侯为贵：中国一开始是没有通讯技术的，1980年代初日本富士通最早登陆福建，建了个150合资厂，然后在江苏等地建了一些厂，后来包括NEC、爱立信、西门子等也都进来了，他们统治了中国，所以有“七国八制”的说法。

　　外国人拥有技术、设备，开始在中国做交换机。中国人当时是没有这个技术的，有一个学习过程。我们从小交换机到大交换机整整用了七八年时间，因为国外的技术发展相对慢，我们走得快，另外我们的服务更及时到位，所以才捕捉到了机会。到现在国外厂商垄断的局面也没有完全地解决。这个过程就是一点点积累的结果，每一个小的战场，都要刺刀见红，然后能拼下去，慢慢地扩大我们的地盘。

　　过去30年，日系厂商衰退，中国厂商的崛起，一起一落间是不是也说明一个问题：中国的电信设备市场一开始就是充分开放充分竞争的，所以才炼成了中兴、华为这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相反，日本本国封闭型的政策，虽然初衷是为了扶持本国企业，反而让他们失去了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