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对现在发的三个3G牌照安排怎么看？

　　侯为贵：首先是3G的进度，其实欧洲、日本早在十年前(1998年、2000年)就开始布局，发牌早不见得是好事，欧洲光牌照费仅德国、英国、法国三个国家政府就收了1200亿美金，政府等于提前收税了，最后买单的还是老百姓，运营商却弄得很惨。这两年3G的商业化才真正起来。中国也曾经有过各种意见，3G是早发还是晚发的，我觉得这两年发牌照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期，无论是商业化的成熟度还是老百姓可以承担的成本、业务的丰富性，3G的需求才真正起来，建网成本也大大降低。整体上看，我觉得政府在重组和3G几个标准的布置上是合理的，中国这么大国家，市场完全是可以容纳三个标准的。

　　对TD的争议一直是存在的，过去有人认为TD绑架了中国的3G进程，即便到今天TD真正上马后，人们对它的前景依旧是担忧的，您如何看这些不同角度发出的不同的声音？

　　侯为贵：国家为什么要扶持TD-SCDMA？主要是因为中国这么多年真正在世界形成全球化标准的产业很少。这个标准应该说对国家整体的技术、能力的一个检验，特别是在中国科技阶层的影响力很大，如果这个标准名存实亡的话，对中国的自主创新，对技术人才来讲，信心和情绪都会受到打击！有人讲这个标准没有什么生命力，其实中国这么大的市场，这个标准完全是能够成长起来的，它是有足够市场支撑的。从商业角度看，三大3G标准共用技术就占了70%，所以有很多技术都是通用的，剩下的30%，投入也就这么大，也不是什么东西都需要从头做起，只要把产业链、整体布局做好，市场的推动是最重要的。所以国家下决心让一个运营商去做TD，这个决策是有分量的，应该把TD国家标准当成是一个国际标准来看，它将来还要不断地发展，现在的技术淘汰很快，TD也会还向后演进。从全球的角度来讲，每一个标准要有一定规模的市场支撑才能够生存发展。中国这么大的市场支撑着三大标准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理解是三个标准都上是一种博弈的结果，这种结果会不会给企业带来困惑？比如说，中兴要在三大标准上全线出击，资金投入上是不是有压力？

　　侯为贵：任何一个标准也好、技术也好，进入市场都有国家利益与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在这个博弈过程中，中国一定要考虑国家利益，同时也要考虑其他的国家利益，中国是经济大国，大家互惠互利取得平衡，这是必要的。

　　这个局面下，对中兴会构成一个问题，有人会怀疑中兴产品门类比较全，资源分配是不是会很分散？其实我们现在的竞争对手跟我们面临的处境是一样的，他也是各个标准都得做，为什么呢？因为客户就是需要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如果你有些产品没有的话，你就得买别人的产品组合成一个方案给客户，那样成本更高；第二，很多技术公用平台占到70%到80%，在这个基础上，把公用基础平台做好，在这上面开发各种应用产品不会投入很大的资源，这笔帐算下来应该还是产出大于投入。所以说多产品线对我们并不会构成压力。

　　最近两年全球电信设备商正在经历新一轮的洗牌，在去年的销售规模排名中，中兴已经进入全球第八位，但是成本竞赛和非常规手段和恶性竞争也在加剧，您如何看待其中的机会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