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国庆节，冯根生被评为“文革”后的第一届全国劳动模范，并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典礼，当有人向邓小平同志介绍这是来自浙江的劳动模范冯根生时，小平同志说：“冯根生，我知道，做药的，外国人都相信他返老还童的‘青春宝’。”

　　1989年下半年开始，国有企业的经营普遍陷入低谷。对以保健品为拳头产品、出口占产品很大比例的杭州中药二厂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被取消了进出口权，到手的外销生意做不成。到1990年时，全厂利税总额只有500万元，不足1988年的1/5,导致困局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合资、民营、乡镇、校办企业就能够经住风浪，甚至如鱼得水？冯根生喻为:国企和民企比起来，就像运动员赛跑，国企穿着棉衣棉裤，而民企穿的是裤衩背心，前者当然跑不过后者。冯根生认为，关键在机制。只有改变机制，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于是，冯根生决定与外商合资，解决机制弊端。消息传开，上门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大跨国公司，合资的条件也如出一辙：按帐面净资产入股、原有品牌一起加盟。冯根生坚决拒绝那样的合资。他认为，合资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解决机制问题，不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还要通过合资使其升值，否则，所谓“合资”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中国人沦落为外方的小伙计。几经思索，他决定：在杭州中药二厂之上，成立青春宝集团公司。参与合资的是杭州中药二厂，而非集团公司，这样合资后，作为国有企业的母公司，仍然具有品牌、秘方的所有权，同时确保了中方资产所带来的利润仍可以归拢到国家手中。

　　经多次谈判，杭州中药二厂最终和泰国正大集团合资成功，在1992年11月成立了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合资时，杭州中药二厂帐面净资产只有4600万，经冯根生力争，未上帐的土地开发费、新品开发费，甚至连绿化雕塑费等也一一进入了评估范围，结果评估出了1.28亿元。国有资产增值近3倍，而专家评论：冯根生经此合资，青春宝一下子就取得了产品的出口权、经营自主权等国有企业梦寐以求的理所应当的权利。

　　在冯根生的领导下，企业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4年后的1996年，青春宝集团年利税已超过2亿元，而当年的母厂胡庆余堂经营维艰，仅负债就高达9000万元，濒临倒闭。据统计，从1972年到1996年，同样的行业、同样的政策，胡庆余堂和青春宝在利税方面的差距已经达到了100倍，而胡庆余堂在品牌、产品、地理位置等多方面的优势是当年的杭州中药二厂所无法比拟的！胡庆余堂这块金字招牌不能就此湮没，于是在1996年，杭州市政府决定：让青春宝集团和胡庆余堂实行“联合”。后者加入前者，由冯根生出任掌门人。

　　在会上，开始冯根生表示不接受市政府的决定，按道理，他对胡庆余堂的感情无人能比，祖父、父亲、他和他的儿子四代的命运都与胡庆余堂连在一起，1966年，“破四旧”时有人要砸烂老店，身为人事保卫科长的冯根生挺身而出，坚守一个月，保住了胡庆余堂，自己则被劳动改造当了两年装卸工。冯根生是太爱胡庆余堂了，正是爱之深，也才痛之切。

　　冯根生知道，从1972年两厂分家后，胡庆余堂换了8任厂长，工作失去连续性，多少机会擦肩而过。冯根生说不同意只是一句气话，用他的话来说，家门破落还是我的家，现在“老子”不行了，“儿子”不救谁去救！冯根生开出了“转换机制、擦亮牌子、清理摊子”的12字“药方”，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派去了刘俊总经理等高层管理人员，按冯根生“新班子要以权谋公，决不能以权谋私”的要求，改变了机制，而机制决定了命运，胡庆余堂在并入青春宝的第二年，便实现了销售额、出口额、上缴利税的三大突破。兼并10年销售额增加10多倍，当年的杭州市亏损大户成了现在的纳税大户。2002年，“胡庆余堂”也喜获中国驰名商标。2006年，胡庆余堂中药文化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冯根生个人也被选为首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