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坡路

　　进入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寇侵华加剧，日本企业卷土重来，刘鸿生的各项事业陷入了空前的困难之中，据1934年度刘鸿记账房资产负债表显示，刘鸿生负债总数达到五百六十三万元。之前开滦矿务局以刘鸿生出任招商局总办，无法专注其业务为由，撕毁了和刘鸿生的代理合同，这等于断了他一条稳定的现金流。上海沦陷后，刘鸿生远走重庆，在大后方办了几个企业，尽管效益不错，但都被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的“官股”控制，管理层为特务把持，自己名义上是总经理，实际上是小伙计，这让刘鸿生非常灰心。

　　抗战胜利后，刘鸿生回到上海，但好景不长，随着内战大溃败，很快国民政府经济上也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法币狂跌，物价飞涨，为了实行所谓“币制改革”，蒋经国跑到上海“打老虎”，刘鸿生含泪让下属各企业交出黄金八百条、美钞二百万三十万元和数千元银币。上海解放前三天深夜，刘鸿生被上海社会局局长陈保泰带着武装人员“请”到广州参加“紧急会议”，到了广州，刘鸿生发现根本没有什么“紧急会议”，便趁人不备，跑到了香港。到了香港，他并不闲着，还飞往兰州、重庆考察，回港后，办了一家“中国毛业公司”，专营西北羊毛。

　　1949年10月中旬的一个深夜，刘鸿生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乘轮船离开香港前往天津。建国后，刘鸿生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中华全国工商联常委兼上海工商联副主任委员，1953年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刘鸿生一生曾两次“受辱”，第一次被大学开除，发迹了的刘鸿生想用钱羞辱一下校长卜舫济，他为圣约翰大学捐建了一座社交馆。在落成典礼上，刘鸿生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并被聘为主席校董。本想公开挖苦一下卜舫济的刘鸿生选择了“遗忘”，但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们为刘鸿生后来的事业提供了上层人脉和管理人才，其中就有宋子文。第二次，因为在苏州开办燮昌火柴厂的岳父看不起他这个煤炭公司的跑街，阻挠过他的婚姻，他曾发狠要让老头等着瞧。后来，不顾夫人劝阻，将鸿生火柴公司设在苏州，和老头唱对台戏，把老头的公司挤垮，尽管以高价买下岳父的企业，并将郎舅养了起来，但其心思不可谓不深沉。

　　刘鸿生每进入一个行业，都务必将其吃透，四处求教，甚至通宵不眠研读有关方面资料文献，从生产到销售各环节做到“门清”。刘鸿生精通英语，可以和外国技师交流，也是他的优势。他重视并厚待人才，如在南方火柴头无法度过梅雨季节的问题上，林天骥花了很长时间都无法攻克，不少人劝刘鸿生解聘他，但刘鸿生坚持己见，最终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