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荣智健考上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离家北上。荣智健回忆大学生活时说：“在天津大学的时候，生活比在家里要艰苦得多，可是我却有条件请大伙儿吃饭，上学校小食堂吃顿排骨。因此，我在同学们的眼中显然是一个明珠。”当时，大跃进运动席卷整个中国，吃排骨绝对属于奢侈享受。荣智健业余爱好也与众不同，是许多普通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棒球。

　　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荣家未能幸免，荣智健也受到牵连。1966年，他被下放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龚嘴水电站，接受劳动教育。从未吃过苦的荣智健连续坐了五天五夜的火车才到达四川，当地的环境比他想象的还要恶劣。“虽说是做技术工作，实际上却是很艰苦的体力劳动，抬路轨、抬大石头、背75公斤重的烧焊氧气瓶上山下乡、高空安装高压电缆……经常吃的是四川人叫做红苕的地瓜。头一年，我基本上失去了自由，起居劳动都有人看管。”在荣智健卖力干活的时候，他的父亲荣毅仁正在北京的工商联大院里打扫厕所，荣毅仁甚至还自掏腰包买了盐酸，把厕所擦洗得干干净净。而此时，荣智健的堂兄、荣毅仁的侄子，1949年离开中国大陆的荣智鑫正在香港经营美联烟草公司。

　　“文革”时期的下放，是荣智健人生中绝无仅有的吃苦经历，空前也绝后。荣智健后来回忆起“文革”，总是说那段经历磨砺了自己的性格。无论如何，对于荣智健而言，“文革”是一段黑色的记忆。

　　资本家VS开放的中国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百废待兴，国家要搞经济建设。荣毅仁、王光英这些著名的民族资本家‘重操旧业’。国家需要这些标签式的人物。他们的成功，是特定的历史时期造就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在接受《新财经》记者采访时说。

　　1979年，国家决定成立中信公司，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的主要任务就是吸收并运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进口先进设备，投资国内。邓小平和叶剑英都认为，由荣毅仁来主持中信公司是最合适的：荣氏家族有400多位亲属分布在世界各地，其中大多都是工商界及科技界知名人士，同时，荣毅仁与政府的关系也非比寻常。中信拥有政府的全力支持和荣氏家族的影响力，成功也在情理之中。荣毅仁这位“红色资本家”，在为国家作出了贡献的同时，也延续了荣氏家族的繁华。“‘中信模式’是无法复制的。”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说。

　　“资本家”不再是罪恶的代名词，商人有了更多的活动空间。父亲的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儿子荣智健也认为，还是商海更适合自己。于是他告别妻儿，揣着一张去往香港的单程通行证，南下去开拓自己的事业。荣智健成功之后，曾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我没有想靠父亲来做些什么。靠别人的名望来做事，长不了，也许一时一事可以，但并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但是，回顾荣智健个人奋斗史中的几个关键节点，几乎都与父亲和荣氏家族脱不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