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当年没想过会做这么大，我们是在装备制造业的“中国世纪”揭开帷幕时站在舞台上的。我做企业的要点就是“不拘一格”、“朝令夕改”，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活力。1997年上市时，我最初不同意，觉得没什么用，上海方面动员我，让我签字也就签了，心里并不太认同，但后来很快发现上市的好处，这就是“不拘一格”，不能自己捆住自己。上市后融资渠道丰富了，监管更透明，而且可以顶住压力。别忘了，我们仍是国有企业，上市之后，领导让你做又不该做的事，可以拿股民做挡箭牌。

　　我从没请过咨询公司，企业的事，外人都是雾里看花，也没请过经济学家诊脉，如今经济学家都越来越慎重了，在经济学上说实话不容易啊，说深一点，就涉及到制度。

　　当然，关起门来不行，我们常常组织去其他公司交流。比如三一重工，我去过几次，这个公司最大的优点就是创新能力强，梁稳根和他的几位高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气，值得我们学习。三一他们有一部分股权投资，这些事我们倒不羡慕，不是说人家那样做不好，只是“钱生钱”的事我们做不了。

　　这些年来，政策层面对工商界最大的支持，是出台了《公司法》。公司法没有规定党管企业的干部，企业属于谁？应属于出资人，即股东所有，总裁对董事会和股东会负责，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是新三会，这才是现代企业治理机构的主体，党委会、职代会和工会是老三会，它只是一种民主决策形式。

　　恕我直言，企业里不能搞民主决策。毛泽东有句话我是赞同的：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它不能决定企业兴衰。在企业内少数不能服从多数，否则，不能盈利、发不出工资，谁负责？我按照公司法设立了工会，但是不设职代会，即便将来需设，也只是民意机构，不是权力机构。

　　什么是工业企业最应该想的问题？第一是市场，第二是市场，第三还是市场。三十年前，我听马洪同志做报告，讲到企业的产品要吃着一个拿着一个想着一个，极有道理，但至今一般的国有企业还做不到，因为不能迅速根据变化的市场进行修正。

　　前年北京有一批司局级领导来长兴岛参观，问我振华为什么发展这么快，我讲笑话：“就是因为离你们远。”没想到他们还写到总结里了。事实上，某些人仍始终不忘“管下面”，要填的报表要50多种，其实领导根本不看，没有用。

　　我们没想过改制，经营是活的辩证法，没这块国有的牌子，地方上也不认你。公司高管不拿高工资，职工收入差别也不大。领导工资是白领平均工资的2.5倍，我也不担心高管会因此跑掉，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目前做的确实是个事业，吸引人。第二，也没地方跑，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一了，人过了四十岁，重新起个头很难弯下腰去。另外，我们有一系列解决方法，比如“振华功臣基金”，保证高管退休后生活水平不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