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后我分配到交通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那一年我24岁，毕业刚刚两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心情很苦闷。后来我被送到黑龙江东部的兴凯湖劳改农场，参加劳动改造，那已经是中苏边境。下放的右派，比留在北京的右派日子好过，周围都是一样的人，不寂寞，也没有人歧视你。北大荒当年是很美丽的地方，一望无垠的草原，草能喂牲口，盖房，铺床，我们的生命也和草一样卑微，但是旺盛、顽强。刚到北大荒的时候，大家都弱不禁风，出来之后身体倒好了，就像孙猴子，在太上老君的炉里炼一炼，没有炼化，反而长了本事。

　　我这个人，一生不欠情，唯一欠的就是我的母亲。她让我懂得坚强，我落难时，身边许多人都和我划清了关系，只有她没抛弃我。老太太活到101岁，2002年刚去世，生病的时候我在上海，子欲养而亲不待，是人生最大的遗憾。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回到交通部，也没有其他选择，除非留在北大荒继续种地。经过这段岁月，我对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有了真正理解，“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这篇东西，经历浅薄的人读不懂。另一个发现是，我们的国家自我纠错能力很强，60年前，它面临土崩瓦解，30年前，它也摇摇欲坠，但都站住了。

　　从此之后我一直在交通部，1992年59岁在水运司、中港总公司船机处做处长，仕途上不算成功。有些报道说我面临退休才选择的去做企业，其实不然。当时交通部对退休没有硬性要求，我可以一直做下去，只是觉得壮志未酬，想干点实事，就来了上海。我对港口比较熟悉，常和人说为什么中国老买外国人的港口起重机，我们应该做出自己的产品，讲了很多豪言壮语。就是为了鼓舞人心，谈不上自信，当时不了解对手，也不了解世界的需求，没想到就一步步做下来了。对我这么大年龄创业，没有人反对，咱们国家的事往往是这样，除非两个人有私人恩怨，否则谁也不会公开反对谁，但是谁也不支持谁。

　　小平南巡是我们创业时看不到的一个背景，没有小平南巡，我们无法在浦东立足。当时小平很着急，觉得步子慢，建国60年，真正的商品经济是从小平南巡之后开始的，为我们创造了环境。

　　经营要诀：不拘一格，朝令夕改

　　交通部同意了管彤贤的申请，通过香港的一家合资子公司投资50万美元，上海港机厂又以一块地皮作价50万美元，成立了注册资金100万美元的中外合资企业。管彤贤带着从港机厂分拨过来的十几个人，在浦东租了三间简陋办公室。振华是个独特的国企，成长中可谓“没喝国家一口奶”，与民营企业无异，它的管理也与国企大不相同，管彤贤至今不要个人办公室，严令“今日事今日毕”，绝不许文件过夜。然而，他从未考虑过企业改制，至今公司大股东仍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包括他在内的企业高管，既没有股份，也不拿高工资。振华深深打上了管个人风格的烙印，他有十四个副总裁，但实际相当于他的十四个助手，从公司自制的“可乐”配方到重大投资，无一不需要他拍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