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博览会结束，他要求买下富士精工的样品，从来不卖样品的富士精工碰到浙商功夫，破天荒同意不将样品发回国内。

　　张静涛立即带着样品来到一家朋友的企业，委托朋友将产品加以改良。拿着几组产品照片，张静涛做起了密集型档案柜的推销员。

　　在上海，凭着一张图纸和几张照片很难取得上海人的信任。他又辗转深圳，由于当地销售网络的异常成熟，面对一幢幢豪华的写字楼，很多时候他连门都进不去。在上海、深圳耗时半个月后，张静涛身上的生活费所剩无几，他再一次陷入无助和孤独之中。他反思到，如果说这桩生意的思路没有错，哪里出了问题？

　　在夜里昏昏欲睡之时，忽然有五个字像进入屏幕的密码一样闪入他的大脑，那是他中午从写字楼上垂头丧气地出来时，瞥见当天报纸上的一行标题：西部大开发……这五个字像电击一样，让他浑身一颤——他立即清醒过来，到西部去！顺势而为，为我所驭。

　　当张静涛走出成都火车站时，是1998年5月18日深夜，身上只有借来的两万元“种子”，一份产品图纸和一张成都市地图。他在石灰街租了间380元的民房，在玉带桥下淘来38元的旧自行车和68元的旧沙发，开始了西部大开发。

　　中午38度的高温，让来不及吃饭喝水的张静涛昏倒在路边，醒来时他看到医生在给他打点滴，他惶惶地问，自己得了什么病，医生说：如果你可以自己吃东西，就用不着输液了。实际上他一天下来还没有进食。但他回答“不行，我今天还没有拜访到40个客户。我给自己定的规矩是，每天必须拜访40个客户才可以吃饭。”成都医生从没见过这样的病人，休闲之都的浙江商人既是一群另类的成都建设者，也是一群成都传统的破坏者。古训称“少不入川”，是提醒年轻人切莫在天府之国贪图安逸，但似乎无论在哪里，浙商从来没改变过自己，张静涛继承着浙商的血脉，时时刻刻如履薄冰，晚上回到家里，他就在旧沙发上读书，在艰难时刻给他最大精神支持的是“卡耐基”。

　　成都人不爱说普通话，他就学成都话，为了和成都人交朋友，他逼自己吃辣椒，为了见个领导，他在门口站了整整3个小时。处于崩溃边缘的张静涛，接到了四川联通的一笔10万元的订单。这不啻是黎明的一息曙光。

　　3个月后，张静涛把档案柜业务拉上了轨道。他成立了公司，招了几名业务员。但他知道这个生意的能量仍未爆发出来。他必须着手发力了，事实上这个生意在他脑子里有了部署：

　　一方面采取轻资产方式，把生产交给成都本地的生产厂家，以销定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