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这意味着你同时兼具了职业经理人和学者等多方面的角色？

　　李钟熙：当然！院长只是一个学者是不行的，工研院下面各所的所长也如此，我们同时也是Sales，我是工研院NO.1的Sales。我们要去官方跟他们争取经费，同时也要去企业、学术界去行销。

　　《21世纪》：以中国大陆为例，通常来说，官方下达的研究经费是很难监控的，工研院来自官方的50%经费怎么获得，又怎么管理呢？

　　李钟熙：其实我们没有来自官方的资金。官方也是我们的客户，资金是通过专项的研究项目的竞争申请获得，虽然是来自官方，但就像建筑公司承包官方的马路、造桥一样，我们是在招标后受他们的委托做这个项目，官方没有直接给我们一分钱。这对我们来说比较辛苦，压力比较大。不过，这也成为我们研究机构不要和外界脱离的动力——这是优点。当然它的缺点是，官方支持的这些项目，如果自由度能够高一点，那我们可以更冒风险做一些未来性的东西。

　　《21世纪》：那么这部分官方项目的竞得由哪些官方部门来决定？工研院与官方的合作关系如何建立和监管？

　　李钟熙：我们对口的部门是台湾“经济部”，因为我们做的研究主要是为了经济，它是我们最大的客户。科研项目立项“经济部”决定比较多一点，但是大的方向“国科会”也会参与。

　　《21世纪》：如果工研院要像企业一样“行销”自己，又如何保障您所强调的做“未来”的事情？

　　李钟熙：因为我们没有股东，我们是一个非营利机构，所以盈余的部分不会分到股东的手上去，会留在工研院内部转投资，所以我们的盈余越好，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有比较多的经费做未来的事情，给同仁更好的奖金、更好的研发环境。

　　虽然我们是非营利机构，但还是要企业化经营，两者间的关系是——经营得越好，才能更有能力支持一些更未来、更长远的事情，这个机构才会越来越好。否则就像一个官方机构，有多少钱花多少钱，花完就算了，做得好、做得差也看不出来。我们这里做得好，奖金会比较多，研究员有很好的发明、专利，可获得明显收入增多——这个机制是很重要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就要考虑我们做什么东西，人家愿意买单。

　　另外，我们要考虑到成本的控制，不是研究人员的薪水越高越好，如果不能发挥功能，我们要请他们走人，不能够是铁饭碗，那就变成官方机构了。

　　《21世纪》：那么谁来决定“未来”做什么？如何克服研发人员仅凭兴趣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