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很小的交易。他不会派人来参加新闻发布会，也不会派人来做董事。这是浪费时间。但他对我们这个项目采取了完全不一样的方式，他派一个人来帮我们在香港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我们本想开一个简单的新闻发布会，但后来他的助手从美国飞过来，大家都非常重视。然后我们又发了一个新闻稿。新闻稿巴菲特一般不做评论，但我们的新闻稿巴菲特做了评论，他称他看好我们的团队和管理能力。中国奥运会举办成功，整个国家地位在提高，而比亚迪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企业，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他对我们公司的看好非同一般。”即使总是做出视浮名如无物姿态的王传福，对巴菲特的垂爱也难掩得意之色。

　　不过即使在巴菲特投资比亚迪之前，如果有人说自己看好王传福和比亚迪，也不会有人佩服你的洞察力，因为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王传福和比亚迪早已因为成本创新能力成为商学院研究的对象。除此之外，比亚迪也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电池大王、汽车业新兵，它还被代工之王郭台铭视为卧榻之侧的威胁——从富士康和比亚迪之间的官司就可以看出。

　　正像郭台铭在台湾的商业巨头中属于后起之辈一样，在大陆过去三十年开始崛起的新的商业阶层中，王传福也属于后来者。1994年，身为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总院301室副主任、高级工程师和副教授的王传福看到一份国际电池行业动态，从中得知，日本本土将不再生产镍镉充电电池。王传福内心一动，决定要自己创业，生产这种电池。1995年2月，29岁的王传福拿着借到的钱和几个创业伙伴共同创立了比亚迪实业，注册资本450万。

　　充电电池在1990年代变得无处不在，而且它的市场在不断扩大。但是日本公司控制了90%以上的电池市场。而且，为了保持自己在技术上的优势，维系垄断地位，日本禁止出口充电电池技术和设备。刚刚成立的比亚迪选择的业务方向，就是二次充电电池的委托加工(OEM)市场。

　　除了技术之外，比亚迪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一条电池生产线的投资至少需要数千万元，而刚刚起步的比亚迪根本没有这么多资金，无法建立像日本电池制造商那样的生产线。

　　于是，“比亚迪干脆凭借自身技术能力，动手设计制作关键设备，然后把生产线分解成一个个可以人工完成的工序……当时日系厂家生产线全自动化、用机器人，而比亚迪则根据自己朴素的想法改变了这一点。他们发现，人手做大范围的移动，误差不是很大，真正的误差是最后把零配件装上去的误差，所以他们在最后的环节设计了很多简单实用的夹具，不符合它的标准就装不上去。用比较简单的人加夹具的过程，模拟出了比较低端的机器人的概念。这样，相当一部分生产线就变成了手工，而且核心设备也开始逐渐本地化生产，所以比亚迪最大的优势是固定资产投入非常低，折旧成本相应也就非常低。它的折旧成本可能只有3%-4%，而三洋等全自动生产线可能要达到30%-40%”，“比亚迪把电池的制造流程分解为很多细节，每组工人只需要做一步很简单的工作……比亚迪几乎就没有一条完整的流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