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光是他砥砺和蛰伏的四年，80年代初期的几年同样也是中国文物艺术品砥砺和蛰伏的时间。文物商店开始真正营业，成为境外旅游者光顾之地，同时“内柜”服务也恢复了。1982年中国出台了第一部专门针对文物的《文物保护法》，其中规定，私人收藏的文物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收购，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经营文物收购业务。虽然文物买卖权责尚未全部明晰，但毕竟从国家立法层面释放出一个信号——个人可以拥有收藏的权利了。

　　1983年，甘学军大学毕业，幸运留京，分到了文化部，开始了他与文化的不解之缘。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部机关里的电话值班员。他每天面对三部电话机，负责文化部与上级、内部和对外的电话记录。踌躇满志的他颇有怀才不遇之感，同学笑话他，找甘学军很好找，打文化部的电话就是他接。但他从接传电话中得到许多信息，并结合文化部领导工作，编成领导活动安排一览，赢得不少赞许声。后来他觉得光做这个没意思，就每天上班先把各大报纸全读一遍，把重大时政新闻及和文化有关的新闻摘录、打印出来，10点前整理完给每个领导桌子上放一份，部长们都很欢迎。这份工作虽然平淡，但培养了甘学军善于钻研的精神，这种积累的优势在他以后从事的艺术品工作中逐渐显现出来。

　　就在甘学军的值班员工作干得如鱼得水时，他后来在荣宝拍卖的同事刘尚勇正身穿着扫大街式的蓝棉袄穿梭于使馆区。

　　1983年，在同学的不解甚至嘲笑中，刚出大学校门的刘尚勇报名进了北京市文物局，当时高校和媒体类的单位是中文系毕业生竞相争抢的金饭碗，而进入文物局从事文物工作，在很多人眼里无异于收废品。特定的历史时期，文物在人们眼中没有价值，很多文物都是从废品公司拣回来的，当时北京市文物局还办过一个展示会，参展的香炉、古钱币，甚至战国时期的铜鼎都是从废品堆里挑选出来的。

　　与甘学军的工作一样“没有技术含量”，刘尚勇的工作是去外国使节家里给文物打火漆，卸任的外交官回国时购买的中国艺术品要经过检验，如允许出境的就打上火漆。有时，他穿着单位统一发的蓝棉袄工作服出入使馆时，总有好奇的国外外交官凑上前疑惑地摸摸他们的衣服：为什么每个文物局的人都穿着扫大街的棉袄呢？

　　1983年后的几年时间里，国家一直在落实政策返还个人文物。据说，很多年轻人领回返还的父辈收藏品时不解地说，这些破烂我拿着干什么呢？很多人就直接在文物局大门口把文物贱卖了。当时一块乾隆御墨才卖5块钱，等到1993年翰海拍卖公司拍卖类似品相的御墨时，价格都在十几万到二三十万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