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1日那天晚上7点多，在学校寄宿的妹妹，又给刘仁艳打来了电话。当时刘仁艳正在准备第二天的自考，所以只和妹妹聊了不到5分钟。不过，刘仁艳告诉妹妹，自己刚给家里寄去了几件新衣服，其中有一件是给她买的。

　　“那你和我说说啊，衣服是什么样子的?”小姑娘在电话里兴奋地问姐姐。

　　“要保密。你回家就能看到了啊。”刘仁艳笑着回答。

　　这却是姐妹俩的最后一次通话。第二天地震了，被掩埋在校舍废墟中的刘仁春，再也不能看到姐姐给自己买的新衣服了。

　　不过，在接到傅拥军的电话时，刘仁艳依旧对妹妹的生还抱有很大的希望，她迫不及待地问起傅拥军事情的原由。

　　电话里，傅拥军讲述了自己捡到日记本的经过，他还告诉刘仁艳，北川中学的幸存学生，都集中在绵阳的长虹影院。两人约定，第二天早上在那里碰头，一起寻找刘仁春。

　　那天早上8点半，刘仁艳带着妹妹的照片，在长虹影院的门口和傅拥军碰面。她在剧院门口的幸存学生名单上看了一遍又一遍，没有“刘仁春”三个字，而妹妹所在的高一(7)班，只有7个人在幸存名单上。

　　值班的教师为刘仁艳叫来一名头裹纱布的男生，他是刘仁春的同班同学，可地震之后，就再也没见到过刘仁春。接下来，刘仁艳便听到了她难以承受的消息。一个被救援者从废墟中救出来的女学生说，她和刘仁春刚逃了几步，楼就塌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废墟下，她喊着刘仁春的名字，却没有回应，她摸到了边上的那双手，手已经凉了。

　　从一个专业摄影记者的眼光来看，2008年5月18日的这个早上，刘仁艳寻找妹妹的过程，将会是一组很好的新闻摄影作品，但作为一个人，一直陪着刘仁艳寻找妹妹的傅拥军，却实在不忍心按下手中相机的快门。后来，他甚至关掉了机器，一心一意地帮助刘仁艳打听刘仁春的下落。

　　即使是在一年多以后的今天，刘仁艳在人群中穿梭着，手拿着妹妹的照片，泪流满面，焦急地向身边每个人打听消息的那幅场景，依然能在这个38岁男人的脑海中清晰地回放。

　　“我从不后悔自己没拍下这些照片，作为一个人，我问心无愧。”他说，“但我真的很后悔，没有把那本日记本捡回来，毕竟，这是刘仁春能够留给她家人的最后一点记忆。”

　　是的，这一年多来，刘仁艳和父母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祭拜她的地方。日记本早已不知所踪。如今的北川中学原址，已经是一片被铁丝网包围着的瓦砾场，这个17岁女孩所在的那座教学楼，也成了一片永隔阴阳的黄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