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拥军小心翼翼地把笔记本翻开，扉页上写着主人的名字“刘仁春”。他一页页地翻着，在笔记本的最后，他发现了6个电话号码，分别写着：爸爸、妈妈、姐姐、老师，还有两个同学的名字。

　　这个摄影记者原本想把笔记本带走，但他又觉得，“也许把它留在这里，是最好的归宿”。于是，他拿起相机，拍下了这6个电话号码，然后又把笔记本轻轻放回了原处。

　　但这成了这个摄影记者从业8年来最为后悔的一件事。

　　当天晚上，傅拥军回到了绵阳的宾馆。在整理照片的时候，“因为某种突如其来的念头”，他拿起电话，决定试着拨一下这6个号码。他一个接一个地拨，前几个都无法接通。他怀着“最后一丝希望”，拨打了“姐姐”的号码，这次，话筒那边竟然传来了通畅的拨号音，一个女孩接通了电话。

　　傅拥军小心翼翼地问道：“你是刘仁春的姐姐吗?”

　　“你有我妹妹的消息吗?!”话筒那头的声音突然变得急促起来。

　　这是地震之后，刘仁艳第一次听到有关妹妹的消息。

　　那些天，远在广东的她不断地拨打家人的电话，却怎么也拨不通。她心急如焚地赶回了四川，但通往北川的道路已被封锁，万幸的是，她从一个逃出来的老乡那儿，知道了父母平安的消息。

　　可妹妹呢?

　　这本是北川县开坪乡里一个普通的羌族家庭。父母务农，还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饭馆，但镇上人少，生意一直不太好，每天能赚个十多块钱，也就够家里人的温饱。

　　在北川民族中学读初中的时候，刘仁艳的成绩一直都保持班上前五名，按照老师的推测，她高中考上北川中学没什么问题。但家里实在太穷了，如果她要继续读书，那妹妹的学费就成了大问题。姐妹俩从小的感情就很好，妹妹刘仁春的性格像个男孩子，力气也比姐姐大很多，刘仁艳至今还记得，小时候两人一起上山去捡柴火，妹妹总让她背树枝，自己背更重的树棍。家里穷，姐妹俩有时也会“抢”一些东西，刘仁春最不高兴的事情，就是她总要穿姐姐换下来的旧衣服。

　　不过，在姐妹俩究竟谁上学的问题上，姐姐还是作出了牺牲。2003年初中毕业后，16岁的刘仁艳就离开了家乡北川，去广东顺德的一家美资电子工厂打工，家里三口人一起赚钱，供妹妹上学。

　　在外打工的那些日子里，妹妹每个星期都要和刘仁艳通上几次电话，有时候，她还会和姐姐分享自己的小秘密，比如，她不喜欢班上的某个女生，或者是班上某个男生偷偷给她写来了情书。她最喜欢问姐姐的就是：“就要过节了，你给我买什么礼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