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当初考研时，人整个状态正好处于一个低谷期。
1996年，我从中国矿业大学毕业后，就在盐城的一家建筑公司上班。那是家国营单位，体制僵硬，人很受约束。3年后，我来到上海，在工地上通过朋友关系包了一些木工的活来做。但因为经验、资金不足还有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根本就接不到太多业务。这时候以前的老同学都出国工作。我就想到新加坡试机会。可技术签证没签下来。那时真是做什么都不顺。后来一次同学聚会都说我应该去考研。我想要考就考一个猛一点的，我就选择了同济的土木工程系。系里45名同学，我排名第八。
《新京报》：现在对你来说，是完成学业重要还是赚钱重要？
高：我也很喜欢读书。但现在的我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更多的经济压力。我父母都退休了，收入不高。我姐姐去世了，留下一个儿子，和我父母一起住。我最起码要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有赚钱的机会，我不能让它错失。
《新京报》：现在还有几年的学业？
高：我是2003年考入同济的。在学校还有1年的学业。我现在还有一篇小论文和毕业论文没做。其余课程已大致结束。
《新京报》：现在只要做论文，那没太大必要休学了，那为什么还要休学1年呢？
高：这个我不好说。
《新京报》：你觉得“学生”身份对你现在做这个业务有帮助吗？
高：要看和什么人谈。比如和那些废品行业里的人打交道，我的学生身份就很吃亏。看我一副书生样，价格老是谈不下来。反倒是我的员工谈得比我好。我和那些文化层面相对高一些的人谈生意，会比较好沟通。
“扶贫”这一点打动了学校
《新京报》：进入这个行业有难度吗？
高：这是个特殊行业，不是说开就能开，需要公安局批准。因为涉及到社会公共财产管理的问题。比如像窨井盖、自行车附件都是违禁品，不能随便收。
《新京报》：学校方面对你建立废品回收站是否有帮助？
高：学校方面出了很大的力。我是在今年3月份上交的可行性报告，5月份我的回收站就已开始自行运作了。
如果在社会上做，肯定没有那么顺利。
《新京报》：学校怎么给你帮助的？
高：今年春节后，我到学校的创业协会，说了关于自己想在校园内建立废品回收站的打算。他们并不感兴趣。
我不甘心，花了一星期，写了封信给校长。然后拿着信直接冲到校长办公室。里面坐着位女老师，看上去很随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