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知天不遂人愿，1996年广州建地铁，他的酒楼土地被征用了。新事业刚搞出名堂来，就这样结束了。遭受了这一连串的打击，苏海长仍挺乐观。“形势比人强嘛，什么都被人算尽了，还有什么创业的乐趣，当年我也没认为自己就这样完了”。

　　转战武汉：来汉开“菜市场酒店”

　　酒楼关门后，苏海长四处托人找生意门路。1996年，一个在武汉的朋友告诉他，武汉餐饮市场也挺红火，很像早些年广州的行情。他立马赶到武汉考察，3个月的“吃喝之旅”，还真让他找到了门道。

　　交通路水产市场要拆迁入室。这让他想起广州当年改造马路市场时的一件事，有个水产市场跟酒店合作，市场酒楼开在一起。顾客在市场里买好水产，就到酒楼里，让酒楼加工成菜。这种经营模式因为便宜、新鲜，很受市民欢迎，在广州生意相当火爆。他决定把这种模式“克隆”到汉。

　　苏海长联合几个老乡，投资1100万元，在江汉关新水产市场里买下一整栋楼，一楼还是出租给别人做水产市场，二楼留给自己开酒店，三楼和四楼做KTV、桌球室。他按广州市场的做法，对外宣传顾客在一楼买了海鲜可到二楼酒楼加工成菜，酒店只收加工费。酒店起名“新光”，他希望这是新希望的开始。

　　这种菜市场和酒楼的混合体在开张之初确实收到良好反响，借着江汉路旅游购物区人流大的优势和独特的做法，酒店上座率还是相当不错的。但一年多时间里，赢利总上不去，这让苏海长大惑不解，“照广州经验，这样的上座率应该很有得赚了。”

　　蹲在酒店里研究数月，他终于找出病根。当初他为让酒店早点上轨，直接从广东请来整套班子（甚至包括服务员）经营，工资按广东的标准发，而很多原料是从广东托运过来的。武汉菜价远低于广州，这一进一出，就把他的利润“吃”得所剩无几了。

　　接下来，他亲自操刀“动手术”。他把三四楼都整体转包给别人，收回酒店经营权，集中全部精力亲自管理。接着调整各岗位操作流程，把原来23个广东师傅减到12个，增加本地菜比重，空缺岗位由本地厨师顶上。前堂180个服务员岗位也压缩到130个，并逐步增加本地人员比重。原料这块也不再死守正宗。“如我们的烧鹅，以前全部从广东进，现在主要从武汉采购，价格从18元到68元都有，顾客想吃正宗的就多出钱，想吃实惠就吃本地鹅。”

　　一番改造下来，第二个月的销售额就从原来的70万元升到150万元。苏海长也顺势调整了酒店的定位，不再做高档店，改做中低档的大众店。“武汉的餐饮主流企业是这样做的，他们影响了武汉整个市场，我们必须跟进。外地酒店为什么难在武汉存活，就是放不下自己的特色，也就放不下高高在上的价位。大众化是武汉餐饮最大特色，否则就等着出局吧。我理解了，所以我活下来了。”

　　活下来了，而且活得很好。上个月，苏海长又投资400万元开了一家新光酒店。按他的想法，两家店都要做成老百姓能吃得起的海鲜酒楼。　 来源：晨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