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大搞地产业，特别是90年代初海南掀起的地产淘金热，让全国“炒家”心痒难耐。苏海长的神经也被撩拨得难以自制，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就决定炒地皮去。

　　恰逢惠州正在开发一个熊猫车城项目，苏海长他们没等市场调查做完，就投了8000万元买了近3000万平方米的荒地。按当时的炒法，买到地皮做完“三通一平”（指土地具备上水、雨污水和道路通以及场地平整的条件），转手卖出就能赚上五成利。事实上他们开张确实比较顺，1992年初买到地，年底“三通一平”没搞完，就有一家银行找上门来出1.3亿元买他们的地，并预付3000万元定金。

　　谈成这笔生意，一群人大喜过望，“跟挖到金矿似的，比做汽配来得快多了”。他们马上又找新项目，同年，又在海南谈成1000亩地的农场项目和一个20亩地的渔场项目。“后面这个项目其实是瞄准了当时很火的鳖精。我们认为这个项目有前途，就搞了个甲鱼养殖场。从头到尾都是甩给别人管理经营，我们几个人都不懂，也不愿守在那里。”这个项目人还没进场施工，又在广东征到一个几百亩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不到一年时间，他们同时操作起四个地产项目，总投资过亿元。

　　“以为会坐等地上长金条的，哪知晴空砸下一个霹雳。”1994年初，国家出台宏观调控政策，不许银行买卖地皮，打压炒房现象，惠州的项目立马瘫痪。其他几个地产项目也因为没了买家停摆了。“最惨的就是养殖场那个项目，经营时因为没人管，甲鱼被人偷了不少。和我们合作的一家安徽研究所，预算是按当年甲鱼的行情算的，80元/斤。等一年后甲鱼成熟捕捞时，市价已跌到40多元/斤。一年要出上万斤，你算要亏多少？”

　　甲鱼的价格再也涨不起来。没几年，这个项目再也撑不下去了。几个人把渔场资产一核算，整个抵给了甲方还债。“什么都没带走，亏得渣子都不剩了。”

　　回想起那段日子的疯狂投资之举，苏海长说，我们还是犯了市场的根本大忌，不了解的行业，仅凭市场反应就投下巨资。就像炒股，香港有句股市名言“当买菜的阿婆都在谈论股票时，你就该退出来了”。“我们就是那群疯子”。

　　瞄准餐饮：刚开始就结束

　　屋漏偏逢连夜雨，房地产生意做熄了，他们的进口汽配生意也因为国产新车陆续上市而大受影响。没了这根利润“支柱”，苏海长的整个事业都变得岌岌可危，急需新项目转型。

　　数月的搜索，让苏海长把目光锁定在餐饮业上。广州的餐饮业从90年代早期开始转型，私营酒店以风味特色招揽顾客，传统国营餐饮逐渐淡出市场。苏海长的想法是，什么行业都会受国家政策影响，但餐饮业则相对小得多，谁都要吃饭，这是个“日不落”行业。

　　想好就干。1994年，苏海长花270万元买下别人的一家2000平方米的酒楼，改造成当时广州最时髦的生猛海鲜店。但他不懂餐饮，所以从前堂到厨房全部包给别人做，他只负责管账。“我当时的想法是，把这里当饭堂用，自己经常接客宴请，朋友也经常请客。与其把这笔钱给别人赚，不如自己赚。等经验学够了再自己接手大干。”

　　苏海长当年对市场判断还是正确的，海鲜确实是当初风头最劲的餐饮店经营模式。但他对这行实在是经验欠缺，酒店开张一年多，一直徘徊在赢亏之间。

　　不过，一年的摸索倒是坚定了他继续做餐饮业的信心。第二年，他卖掉这家店，又在广州中山三路买下一家门面房，与别人合伙投下900万元，重建成一家高档海鲜酒楼，还起了一个很喜庆的店名“福临门”，准备大干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