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国家的力量主要是集中发挥在“两弹一星”这种军工项目上。国家有没有可能，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也显示出国家的力量呢

　　《创业家》：跟您1984年创业的时候相比，今天科研人员创业的动力是强了还是弱了？

　　柳传志：当年我在科学院的时候，绝大多数的科技工作者是不想动的，根本没想过要创业，所以周(光召)院长从美国回来，提出这个方向的时候，其实绝大多数人是不理解的。原来科学院都在象牙塔里面，出来对他们个人的名声来讲是不好的，而且到了体制外边，未来道路上也有很大的风险。

　　应该讲当时冲破体制要比今天困难得多。不过今天科学院这边，科技人员有的时候也不愿意动，因为现在在机制里，生活得还是比较舒服。

　　但恰恰因为这样，国家应该要考虑这个问题了，到底我们办科学院应该往哪个方面去引导？就像大禹治水，不能光筑高堤防，还要疏流引导，向科学能够变成生产力的方向去流。应该在观念上要有所突破，同时政策方面要有所引导。引导什么东西？就是企业办好了以后，他们应该得到长期的物质和精神激励，包括股权。这个东西老不给，国家给科研人员待遇又很好，他们就更没有出来的动力。

　　《创业家》：企业家与科学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位人，特质也不一样，能把科学家培养成企业家吗？

　　柳传志：很难说进到科学院里就叫科学家。人是由内在的一些潜质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在某种环境下未必能够自己发现，是要在运动中发现出来的。就像现在的“联想之星”班，为什么有的人能来，有的人就不愿意来，为什么来了以后，有的人听了课以后就热血沸腾，要做，有的人就不那么冲动。为什么在做的过程中，有的人会成功，有的人不会成功，所以他总是这样。我相信到科学院那边去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有些人天生就含着这种创业的基因，就像比尔·盖茨、乔布斯。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是发现在科学院里面做工作，但有企业家因素的人，激活他们，让他们成为企业家。企业家能培养吗？我觉得很难用培养来描述，但是发现加培养就很合适。

　　《创业家》：您曾提到在中国做大事可能需要“拐大弯”，为了达成目标可能要花很长时间，克服很多困难，但除了那些真正有创业精神的人愿意绕这个弯，很多人可能会退缩，现在是不是仍然如此？

　　柳传志：我打个比方，一条河，河对面有棵树，树上有桃子，你不会游泳，怎么过去摘桃子？你一想，桃子才五块钱一斤，不值什么钱，不吃不就完了吗？但如果河那边是一个3斤重的金块，谁过去就归谁，这时候你就有动力学游泳了，或者先砍棵树，做个小木筏，慢慢划过去，这就是拐大弯，就是说要达到目的，得分几步走，就像当年我一心要做电脑，在国内计划经济体制下做不成，我到香港做行不行？联想无非是这么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