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NGO的冬天也来了

　　对阿强来说,打工族服务部目前除了为他提供免费住宿,还没有其他更大的帮助。

　　对打工族服务部来说,又何尝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服务部的办公室设在番禺广场附近的一个小区里,每个周末来参加活动的外来工挤满了狭小的房间,他们有的是来获取相关的法律知识,有的是来消遣解闷。服务部员工阿俊说,两年前服务部的老办公地设有图书室和娱乐设施,每天下班和周末都有工人来玩。

　　但在四个月前,情况变了。“对,就是在奥运会之后!周末参加活动和娱乐的工人,明显减少,原先每次活动有100多人,现在只剩下十几人。”阿俊说,“很多人的电话号码变了,说明他们已经离开了番禺。”

　　与挪威基金会合作后,打工族服务部的办公条件得到了改善,原来的办公室保留,又租了现在这个更大的活动场所。但是偌大的活动场所,却少有人问津。

　　金融危机的寒意,外来工首先感受到,然后传导给打工族服务部这些劳工NGO,它们的冬天也来了。

　　2009年1月初的一天,打工族服务部的总负责人曾飞洋安排他的员工进行一项问卷调查,主题是“金融危机对外来工的影响”。20天后,147份有效问卷被回收。

　　“尽管还没有对问卷做分析,但从调研中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外来工听到甚至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人减薪、放长假,甚至被解雇。”曾飞洋说。一直以来,打工族服务部擅长的是劳工工伤、职业病探访,并提供相关法律咨询。但现在,大批民工离开番禺,离开珠三角,服务部对于下一步做什么,似乎并没有充分准备,一时不知所措。

　　曾飞洋否认了,他说调研只是为工友和政府提供一些相关信息,服务部并无实力开展相关活动应对外来工失业,“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做事太难了,首先是没钱。”曾飞洋无奈地说。2008年下半年来,服务部筹资似乎越来越难。与挪威合作的项目,对方只提供了不到两万元人民币。这或许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有关。

　　瑟瑟发抖的外来工本欲从劳工NGO取暖,却没想到NGO自身也深感不适。

　　春节后生活会否有转机

　　金融危机下,不少失业的城市白领选择学习,给自己“充电”。阿强也在读一个电大大专班,行政管理专业,每周三次课,都是晚上。不过,他的情况却完全不同。首先他是一年半前开始读这个大专,并非在失业后特意读的；其次,他的确没有白领那样宽裕的条件和从容的心态,他是在饿着肚子为自己“充电”。

　　阿强原先很庆幸地认为,自己读大专是打工族服务部对自己观念的改变之一,“如果我没有接触打工族服务部,或许现在还和其他工友一样浑浑噩噩地上班挣钱,而不知道通过学习提高自己。”

　　但是,失业一个多月后,他的想法发生了变化,他觉得现在读书对自己更像是一个圈套,自己被套牢了。

　　每年3400元的学费,对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必须找到一份工作挣钱来缴纳学费；但是现在工作机会很少,大专每周三次的课程又决定了他必须找地处番禺而且晚上不用加班的工厂,这大大缩小了他求职的范围。读书需要工作挣钱,而读书同时却限制了求职。

　　坚守在这里的阿强已无暇顾及如何度过孤独的春节,他只一心想着春节后会不会有转机,找到一份工作,挣得学费。否则,不但学费堪忧,即使是2008年11月开始拍拖的最新女友,也会像前数位女友一样离他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