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腊月二十三,阿强没有回家的打算,而是搬进了新出租屋。唯一让他欣慰的是,这次不用付租金。他要在“免费”租屋,度过这个冬天,“不回家挺好!我已经五六年不回家过年了。”

　　失业住上免费出租屋

　　他住进的新租屋,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大约80多平方。阿强说,原本每月550元的房租由“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垫付。

　　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上个月与挪威一家基金会签订了项目合作协议,项目名称有点拗口:外来工社区公共空间的改造。合作内容之一就是由基金会出钱租房,作为开展社区活动的场地,房间同时供一些因失业而生活面临困难的劳工免费住宿。

　　“当然不是谁都可以住进来,只有和打工族服务部十分熟悉的老志愿者,才能享受这一待遇。”阿强有点沾沾自喜。

　　这项待遇的获得源于与打工族服务部的一段“姻缘”。用阿强的话说,这段“姻缘”成为他“人生的重大转折”。

　　2006年,他刚从一家眼镜厂辞职,通过朋友结识了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并且在此实习了三个月,开始了他与打工族服务部长期深入的交往。他发现自己很喜欢公益组织的工作性质、内容和氛围,这和压抑的公司完全不同。他甚至与服务部的一位同事筹划了一家像打工族服务部一样的劳工NGO,准备以文艺的形式做劳工维权,但终因基金申请失败而告终。

　　3个月的实习结束后,他想转正,专职为服务部工作,但服务部却不需要这么多专职志愿者。他至今念念不忘地絮叨,“还很想做民间公益”,而且他一直是打工族服务部的义工。

　　招聘企业越来越少

　　现在摆在阿强面前最迫切的,是重新找到一份工作。

　　他在2008年12月6日毅然决然地辞了职。这个工作干了一年,是在游戏机配件厂做领班,月薪1300元,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很忙,而且无聊”。

　　此前,30岁的阿强在家乡武汉混了四五年,来广东闯荡了六年。1997年,他从中专毕业,此后的三四年里,做过建筑小工、管道工,在搬家公司做过苦力,月工资都是七八百元。

　　2002年,他跟一位老乡来到广州寻梦。在之后的六年内,他换了6份工作。此次辞职之前,他似乎并未冷静地考虑自己的处境:1300元的月薪虽然不多,却是一份稳定的收入。他出来这么多年,工资微薄,积蓄并不多,一旦失业,将面临如何生存的困境。

　　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里,他越来越感到自己辞职的不明智,工作越来越难找了。

　　逢周三和周六,他就去人才市场看一看,但仅仅是看一看,“要么,是我不适合招聘单位,要么,招聘单位不适合我”。除找工外,他就整天待在家里看书或去泡网吧。

　　去年12月,他找到一个鞋厂的流水线工作,做了半天就逃掉了。除此之外,一个多月他竟然一无所获。阿强感叹道,“近一个月,招聘会是一场不如一场。”开始还有二十几家招聘单位,后来就剩下几家甚至两三家,十多天前,连求职者也越来越少。

　　进入1月份,周三的招聘会取消了。1月13日,周六,阿强再去看,人才市场的铁栅门紧锁,门前贴着告示:1月13日—2月14日,人才市场关闭。

　　表面轻松的阿强,越来越感受到压力,他甚至恨自己戴了一副500度的眼睛,因为招聘者老是认为,戴眼镜的人吃不了苦。

　　他口袋里的钱日渐减少,房租虽然不用出,但每天的两顿面条却是省不了的。两个月前,陷入困境的阿强向家乡的姐姐求援。3000元寄来,原准备用作缴纳明年电大的学费,但截止目前,已有数百元挪作生活费,被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