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这里面没什么，主要是他们看得起我。如田家炳先生在兴宁捐巨资兴建田家炳中学，我在其中做了一些穿针引线的工作；1989年，为进一步办好嘉应大学，我作为发起人之一，由在港乡贤募集逾千万港元，建造了嘉应大桥，把收取的过桥费作为该校的常年办学经费。最近，李有权先生为梅州市中医院捐资500万元，我也从中牵了线，还准备动员他在兴宁捐资。

　　火热的中国心

　　记：您初到香港，夫妻两人只是经营几个小摊档。后来是哪些因素促成您走向经营国货的？

　　罗：我小时候辍学后到舅父在县城的店里打工，14岁到兴宁北部山区罗岗、罗浮做生意，把副食品挑到该地售卖，再把山区的大米、山茶油、木材运到县城，从而熟悉和掌握了一些经商的基本规律。这段时间的从商经历，可能对我以后一生从事贸易产生影响。

　　其次是1951年老婆来到香港，当时我经营的只是个小摊档，看我辛辛苦苦也赚不了几个钱，很是痛惜我。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祖国为了在香港开拓国货市场，发动商家经营国货。于是我们两人一合计，暗下决心，把推销国货作为以后发展实业、成立公司的方向。

　　记：1960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为在香港开拓和发展国货市场，您主动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把自己经营国货的利润率从国家允许的范围内下降二、三个百分点。这种明摆着让自家吃亏的事，您为什么愿意去做？当时同行之间有什么说法？

　　罗：这是我骨子里的爱国思想使然。我刚到香港不久后发现，要想在这里立足，没有文化不行，没有真才实学也不行。为此，在香港闯荡一年多之后，我于1951年考入中业夜校，学习文化知识，学习高级成本会计、统计、金融等专业知识。当时郭沫若虽已赴京任职，但还是学校挂名董事长。我的爱国思想就是在那里培养的。我自己直到现在依然担任中业夜校校友会会长。

　　当时在香港做国货生意的大多数都是爱国者，包括刘锦庆和余国春的父亲等亦是如此，我们的商行做生意时都是挂国旗的。对于让利一事，大家也这样做，为国分忧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有钱赚就不错了，因此同行之间哪有什么说法。我在这方面可能做得出色一些，所以得到北京轻工业总公司以及国内香港代理公司的赞赏，由此担任了好长时间的香港中华总商会常务会董、中华进出口商会会董、香港树胶塑料鞋业商会会长等职。这是商界人士对我的莫大信任。

　　记：您创办的“大成行有限公司”，有一句妇孺皆知的广告词——顶天立地。这是否表达了您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