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从时机和人选的选择来讲，这一次的转让是典型的柳式转让。在柳传志的经营管理思想中，有一条很出名的表述是“看中目标拐大弯”。以今看来，在他拐过的所有大弯中，产权改造无疑是最大、也是时间最长的一个。

　　议论至此，其实一个问题已经逼到了喉咙口：既然柳传志团队对联想的贡献那么大、信心那么足，既然中科院已决意把联想的部分股份出售，为什么不直接就让柳传志团队来认购呢，比如让联想职工持股会也参与竞购，或者允许柳团队另组投资人组合来竞购呢？为什么需要到马路上去拉一家不相干的企业进来，而且还要以如何“唯一设定”的方式售定呢？

　　这样的问号，在过去十年的中国产权改革中实在是出现了无数次，健力宝的李经纬这样问过，长虹的倪润峰这样问过，科龙的潘宁这样问过，春兰的陶建幸这样问过，海尔的张瑞敏也这样问过。

　　可惜，栏杆拍遍，竟无人应对。

　　柳传志是企业界出了名的“君子”，向以儒家自许。二十多年来，为了联想的“产权自由”动足了脑筋，在这一过程中，他首先必须保持“回避”的姿态以自净，同时，他却又必须为这家公司的兴衰赌上一生的心血和信用。而也许，正是因为他的坚忍意识以及“拐大弯”的智慧，才让联想能一次次的成为“侥幸”的特例。

　　中国企业家的这种生存状态也许只有用元曲里的那句哀叹词来形容――真正是“天可怜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