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需要善于创造财富的精英宗庆后的财富观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这样的财富观，很古老，很朴素，很有哲理。

　　这两年，笔者对这样的财富观心有戚戚：“富翁应该是一群自愿为社会驱使的驴子。而且你拉磨挣的钱越多，跟自己的财富关系越少。百万富翁的财富属于自己，亿万富翁的财富属于社会。”

　　说白了，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越多，他对社会的责任就越大。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财富呈几何级的爆炸式增长，但与此同时，社会的财富观足够健康足够阳光吗？答案是未必。

　　“共产党国家有了资本家”——这是十年前，英国小伙子胡润制作的第一份榜单“1999中国富豪50榜”(英文版)发布后，英国《金融时报》的话，《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则是“中国人终于找到了致富光荣的感觉”。排在这一年富豪榜前五位的分别是荣毅仁家族、刘永好家族、李晓华、吴炳新和黄宏生。尽管彼时胡润并没有清晰的章法，但榜单的符号意义远胜过内容本身，中国商人们开始打破禁忌，以富为荣并且有了主动“站出来”的冲动。不久后，中国内地的媒体也纷纷加入了关注富豪群体的阵营

　　200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民企被定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是执政党第一次承认民企的政治地位。此后不久，全国有近600位个体经营者和民营企业家相继当上了“劳模”。这种归属感和兴奋劲没有持续多久，就被2002年的一份关于中国富豪的纳税报告浇灭。

　　报告里面说，中国当时每年流失的税收有1000亿元左右，“其中大部分被一些富豪们收入私囊”。中国企业界一时噤若寒蝉，这一年，胡润的榜单遇到了极大的压力，有人上门恐吓，有人劝他暂停。中国富人们意识到了“枪打出头鸟”思维之根深蒂固，于是重新回归“潜伏”状态。

　　此后，2003年山西富豪李海仓被杀、河南富豪乔金岭自杀，2004年资本枭雄唐万新倒掉，直至2008年黄光裕被拘等事件，让中国人在一种疑惑、躁动和纠结的情绪中，实践和调整着自己的财富观。人们逐渐习惯了富豪榜里跑出超级黑马，习惯了股市批量制造亿万富翁，习惯了首富的落马，甚至习惯了“仇富”。

　　有评论说，仇富并不是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嫉妒、怀疑和怨恨那么简单，而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缺乏交集。富豪们会强调不同形式的“苦衷”，普罗大众则会掰着手指头数，今天是谁谁谁被曝光，明天又是谁谁谁有问题。长此以往，就是“鸡同鸭讲”的现实。关键是，当有富豪落马时，富豪、政府部门和民众等各利益群体鲜有碰撞和产生交集的机会。